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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总理当翻译的那些往事
2017/11/16 16:19:11 来源: 世知网

作者:范承祚

编者按:

本文作者范承祚,大使、诗人、高翻、教授。195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曾作为解放后我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之一,1957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工作。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先后任中国驻阿、希〔腊〕使馆参赞和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中华诗词学会首届理事。

本文为范大使参加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伟人故里淮安行”时的发言原文。

范承祚大使

在欢庆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的日子里,我们应邀来到伟人周恩来的故地,和淮安同志及各位来宾一道,迎接周总理诞辰120周年,参加“伟人故里淮安行”的活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号召我们利用好红色资源,写好、讲好充满正能量的故事。

为此,本人根据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给周总理当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的经历,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亲聆教诲、亲身感受的经历,讲一些有关周总理的故事。由于时间不够,只好少汇报一些了。

担任周恩来总理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

其一,海外过新年 会晤“八大员”

1963年底,除夕之夜,在亚、非、欧十四国之行中,周总理来到阿尔巴尼亚访问,在接受了最隆重的“万人空巷”群众欢迎、官方国宴招待和跨年度的通宵舞会等紧锣密鼓的全部活动后,已是1964年凌晨四点。中国党政代表团各成员纷纷进卧室休息。谁都没有料到:总理给自己又安排了一场元旦日的特别节目。大年初一,天刚亮,我被通知,随总理卫士长一道,一左一右,陪总理下楼。

1964年第一缕晨曦投向国宾馆的大走廊。中国总理服饰整齐,神采奕奕,步履轻松地沿着乳白色大理石宽阔台阶而下。一楼大厅大幕顿开,许多男女拥了进来。这些人不是几小时前穿着晚礼服节日盛装的人们,而是各式各样工作服,蓝布衫、白大褂、高桶帽……

中国政府首脑同阿国工勤人员,欢聚在1964年元旦大清早。吉日良辰,别开生面。这些近百名阿国人终于零距离地见到仰慕良久的周恩来的风采,领略这位世界伟人的魅力。

说起周恩来的风采魅力,版本很多,远近皆知:堂堂的仪表,高雅的风度,过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流利的谈吐,缜密的思维,宽广的胸怀,谦逊的态度,平等的待人,惊人的毅力,准确的判断……

周恩来满怀真诚,满面春光,气度从容地走向聚拢在大厅内的每一位阿国男女服务人员,包括衣着不整、未修边幅、站在边角的人们,向大家祝贺“新年快乐”!周恩来同大家互动,给这家国宾馆进一步营造了热烈、祥和、喜庆气氛。我注意到,受周恩来接见的这些阿国人员,就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八大员”——一个《八大员之歌》中的主人公:炊事员、招待员、清洁员、洗衣员、理发员、汽车驾驶员、电话接线员、仓库保管员。

我们总理的心里,总是装着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被访国的广大人民。正是由于他的亲自出面,阿尔巴尼亚的这批“八大员”们才得以从后台走向前台,从地下工作间来到这个国家的大雅之堂,同具有亲和力、感召力、吸引力的中国总理,度过这1964年新年佳节的幸福时光!

这是一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新年“序曲”和中国总理全年上千场活动的首场活动、一场纯民间外交,一道稀闻罕见的亮丽风景线——此景同样显示了中国政府首脑独特的人格魅力。

这是元旦日大清早国宾馆的一场民间外交,当晚还有一场同样具有特色的大使馆中方“内交”活动。

这新年第一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在频频出席了中阿峰会和密集型的各项活动之余,1964年元旦日傍晚,来到了大使馆。

他们进了使馆院,上了办公楼,既随遇而安,又听从安排。总理来阿30小时没有休息了,现在,总算有这么一点时间,自己活动一下身子骨,喝一杯龙井茶,全身有了舒服感。

罗士高大使为总理来使馆“过年”作了两项安排:(一)同馆员们吃一顿“团圆饭”;(二)参加在阿中国人的联欢会。

我还记得当年同总理同桌进餐的“四菜一汤”的“团圆饭”标准,其中有扬州狮子头、水饺玉米饼。共餐后总理到地下室面谢两位辛劳的厨师,接着登上主楼的三楼大厅,同驻阿使馆人员、中资机构人员、援阿工程人员、留阿学习人员这集体“四大员”共150人,共度中国人的良宵。

大家都知道,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我们周总理在国内和国外,总是把自己融入群众之中。在过目了晚会的节目单后,总理主动报名参加第一个节目——大合唱。他“返老还童”,又像当初青年时代在南开学校那样,随和举棒,亲自指挥。第一支歌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主题歌。他深情地一边指挥,一边同大家齐唱,“洪湖水呀,浪打浪……”,集体歌声嘹亮,全场心情激荡。

大合唱和集体节目演出后,便是跳舞,跳双人交际舞。这回,可难为我们总理了。因为会上,这集体“四大员”中,几十名女同志都不愿放过这个令人惊喜难得的机会,都要前来“请跳”。人民的总理面对排长队的“邀请者”们,不得不实行“一视同仁”,“全部包干”。他有办法:同甲跳两圈,同乙跳几步,然后再轮到丙、丁……一个不落,统统跳完。

总理如此平等参与和积极投入,迅速把这场在异域他邦举办的中国人新年晚会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的共同感受是:平日里,我们的总理总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今夕,又与我们同歌唱、共舞步。这使今年的过年比往昔的任何一次过年都更加意义非凡。

担任周恩来总理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

其二,平等善待人 体贴细入微

作为一名新中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一个当年的外事翻译,对于总理关心同志、关心下属,经常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关注,关爱,关照,关怀,关切……?用什么样的词才算精准呢?

1969年“五一”劳动节的节日之夜,时值中国一阿尔巴尼亚“特殊友好”的鼎盛年代。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以空前的最高礼遇,集体接见新任阿驻华大使。当一字排开、正式拍照时,包括副外长等中方人员就闪开了。此刻,作为译员的我,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个情况,不仅是我,而且我的其他语种翻译同事们也不曾遇到过:毛主席突然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心知肚明,主席的这个眼神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和指示。它非同小可,但我不敢回应。接着主席又向我做了一个“招手”动作,意思是让我进入正式合影行列,我简直不知所措。已经站入同排的周总理敏锐地发现了主席的动作,立即向我发话:“小范,进入照相,是主席让你进来的!”我只好应声遵从,怀着忐忑心情,站到“一”形的最边位置上。闪光灯亮了几下,摄影记者完成任务,宾主各自返场。

相照完了,劳动节晚会结束了,我心里更加惴惴不安了。是夜卧床,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我挂虑着“摄影”的一幕,更期待着明天见报时,发现摄影记者已将这张重要图片“左起第一人”剪去!否则,“五一”晚会上的这个插曲,当事人的我,如何向本单位的同事们解释和交待啊!

没想到,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曲“心神不定”,早被当时现场忙碌的敬爱的周总理所察觉,受到他的理解,乃至他为我“解困”,亲自处理了这件对他来说的“小事”。

对于所有参加“五一”晚会之夜的人们而言,天安门城楼上活动的结束,即意味着劳动节已经过去。同样,对于比任何人都为此操劳的周恩来来说,照理也应该是“迎宾忙罢节期过,本可放松疲惫排。”可是,并不然,“防患未然重考虑,事无巨细总关怀。”总理又在操心什么呢?

从天安门城楼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兼寓所后,总理并没有休息,熟知下情的他,生怕外交部有关单位和人员不明刚才“拍照”事的个中经过而有所非议,从而给范承祚构成“不便解释”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亲自拿起桌台上的红色电话机,接通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今晚,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新大使。明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将在头版刊出这次会见的相关图片,范承祚也在其中。是毛主席和我要他参加拍照的。见报后,如果有人非议此事,就照此解释!”

这就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备至”,这就是周恩来式的“体贴入微”!除了这两句八个字外,我似乎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了!

其三,批评加鼓励 诲人总谆谆

大家知道,像我这样一代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普遍有过一次或再次下放锻炼的经历。本人就曾有过。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在与贫农、下中农的“三同”中,说实在的,我等这样一度离开工作岗位、不接触翻译业务的人员,也曾心想过:外语荒芜兮,胡不归?

1966年4月下旬,被下放山西“搞社教”8个月后,我因工作需要,提前调回北京,匆匆上阵,参加接待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总理)谢胡访华。在为时十天的日日夜夜里,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接待办公室内,我在一旁亲耳听到一只红色电话座机响起,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他批评外交部某主管副部长和苏联东欧司负责同志接待国宾工作上有薄弱环节,并两次提及我在会谈和群众大会上翻译的缺点,相关内容是:

(一)为什么范承祚此次在讲外语时,表达不畅,显得吃力?(二)我(指总理)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只见他给谢胡(阿总理)“咬耳朵”,而拿不出阿文译稿来。

听到总理在电话中对我的“间接批评”,我感到愧疚。接电话的余湛司长先接受总理的批评,并检讨“接待国宾工作不力”、“组织人员工作未做好”。他还在向总理汇报中,为我“解脱”,小范去山西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个月,不曾有机会接触外文。事实是,我和我的“下放的同事们,当时只顾在农村搞宣传,参加体力劳动,确实把外语和业务丢开了。

我们的总理接听了余司长这番话后,不仅谅解了我个人一时翻译“吃力”的苦衷,而且立即指示:今后,凡翻译干部和外语人员,不管是“下放”基层,还是去“五七”干校,不能把所学、所掌握的外语荒芜掉。要保证他们有学习、巩固外语的时间。

从此,中央各部门较好地落实了总理这一指示。我后来——几年后去京郊“五七”干校锻炼近一年,就因有总理上述指示,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们基本上未丢掉外语。

我也受过周总理当众的直接批评。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中方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阿尔巴尼亚国庆举行庆祝会。会前,客厅里出席这一活动的中国总理,在同阿大使罗博和阿访华的代表团、组人员交谈时,提及我国自然气候每年有“两股风”:一曰冬、春季来自戈壁,有时带有沙尘的西北风;另曰夏、秋季的台风,它来自……周总理突然以老师对学生的口气问我:小范,台风来自哪里?我竟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

这是一次考试式的“即问即答”,我头脑没有个底,问者有心,答者随意。

对于我的回答,总理颇不满意,露出不悦之色。他把脸一沉,面对罗博大使和在场的中阿人士,神色严峻地说:“我们外交部的翻译啊,一不学历史,二不学地理。哪里有台风是来自台湾海峡的呢?它是来自菲律宾的深海区域嘛!”

总理的这一批评一一实际上又是给我和在座的中方人员上了一节生动的气象、地理课。最受震动的当然是现场的阿尔巴尼亚语译员。我不仅一字不漏地记下来,而且全部翻译给罗博大使等阿尔巴尼亚外宾。客人们,特别是大使,看到我挨总理批评,面红耳赤地在翻译,也为我感到有点紧张。

总理,毕竟是总理,周恩来的批评点到为止。接着总理把话锋一转,又对现场的中阿双方人士说:范承祚同志,我对他是了解的,他是我的老乡,今天这样批评他,并不是他本职工作没有做好。他平素积极、勤奋、负责,为人也比较诚实……阿大使等听了周恩来总理对自己译员的批评和批评之余的一番激励,频频点头。这时,庆祝会就要开始,迎宾曲已经奏响,大家高高兴兴、轻轻松松地进入会场就座。

其四,是榜样力量 是中国“铁人”

周恩来,作为我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与和平岁月,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在外交与外事战线,在出巡与外访期间,经常通宵达旦,总是日理万机。其精神是无人可比的。可是,“常云领袖并非神,总理体躯亦肉身”啊!

我继续追记当年任翻译期间,亲目所睹、亲身感受的关于这位伟人的若干“轶事”。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连续访问阿尔巴尼亚期间,作为贴身翻译的我,接连发现周恩来总理累流鼻血。第一次碰此情况,我惊吓无比,心里难过,束手无策。后来,我就按照随团医生卞志强交代:随身带一小盒药用棉球,一小瓶止血药水,以应急需。

果然,在一次随总理的行车途中,发现周公再次鼻流殷红,我立即把备好的棉球蘸上止血药水,迅速将手伸过去。我的胳膊不由自主地在颤抖,比十多年中任何一次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当翻译时还紧张,不知道能否实现卞大夫所教?这时候的总理却淡定地对我说:“小范,别紧张,不要紧的。”此刻,我也比较平静下来,手臂真的不抖了,干脆把湿棉球用我的小拇指轻轻推进总理流血的鼻孔。确实有效。

当鼻血被止,我递上身边带的湿毛巾,让总理擦了脸,我们的亿万人民的好总理便风度依然,精神照旧。

对于周恩来的精神,世界上许多国家政要和新闻媒体有过种种正面说法。我以为,阿尔巴尼亚当年的主要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有过一句生动的表述与评价,是十分恰如其分的。

1966年6月下旬,周总理在访问阿富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4国之行中,第三站再次抵达地拉那。时值中国石油代表团也在访问阿尔巴尼亚。周恩来同霍查一道接见以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唐克为团长的该团。霍查虽不熟悉唐副部长,可对于代表团中某位成员则久闻其名。他迎着一位表情憨厚的中国石油代表团成员说:“王进喜同志,你也来了。我们都知道你是大庆的‘铁人’”。霍查转身又对大家说:“同志们知道吧,周恩来同志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铁人’啊!”在场的宾主各成员都为此热烈鼓掌。我作为现场的译员,也兴奋地跟着鼓起掌来!

在另一个场合,霍查又带着好奇心和钦佩感,干脆开门见山地直接向周恩来提问:“你生于1898年,我生于1908年,你比我大10岁整,你每天竟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处理那么多的国内外大事。从医学观点、身体结构而言,诸多担当,如此辛劳,不可思议。有何诀窍之处?”周恩来微笑而未作答。阿尔巴尼亚这位党的第一书记感叹地说:“真是‘铁人’哪!”

至此,我为中国“铁人”了不起的“周恩来革命精神”敬献两首诗篇,以此也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语。

(一)
孩提辄饮邗沟水,长大常铭金玉言;
今抵周公桑梓地,镇淮楼下忆甘甜!
(二)
沧桑百载大江去,华夏历经阴与煦。
改革振兴国变强,民心依旧念翔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主管